国军打的胜仗，有一个共性
1938年3月17日中午时分，滕县失守在即，川军师长王铭章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。
他在电文中这样写道：“决以死力拒守，以报国家，以报知遇”。
电报发出后，王铭章身先士卒，加入了与日军的巷战。被一颗子弹击中腰部后，王铭章仍然力战不退，连毙三名敌人，最终壮烈殉国。
次日凌晨，滕县被日军占领，国军第122师仅数百人从北门突出，其余2000多人全部在此战中牺牲。
第122师隶属于第22集团军，这是一支川军部队，总司令为邓锡侯。
王铭章在电报中所说的“以报知遇”，表面上看，应该指的是邓锡侯，或者蒋介石，但其实，最有可能的是李宗仁。
01
川军出川抗日，原本与李宗仁并无太多交集。
两路川军，一路由杨森率领，去了淞沪战场，而邓锡侯的这一路则去了山西，划归到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。
这支脚穿草鞋，头戴斗笠，肩扛土枪的部队一到山西，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：阎锡山不给换发装备，甚至连军服都不给。
都知道阎锡山抠门，但没想到，他连上面拨给川军的装备也能扣着不发，实在是有点突破“想象力”。
邓锡侯和孙震（第22集团军副总司令）上门交涉，但被老道圆滑的阎锡山几句话就打发了。就这样，扛着破枪的川军，随波逐流地上了战场，没几天就从四万人减员到了两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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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接着，更倒霉的事情发生了。太原失守后，阎锡山把这个“锅”甩给了川军，还告到了蒋介石那里，说川军武器差，纪律差，战斗力更差，这样的部队他不要了。
蒋介石没办法，就打算把邓锡侯部划拨给第一战区，但战区司令程潜当即回复：不要。
当时，山东那里刚刚发生了韩复榘不战而退的事情，蒋介石本来就心情恶劣，于是一拍桌子，决定把这支麻烦的川军打发回四川去。
一旁的军委会副参谋长白崇禧马上拦住了蒋介石，说现在徐州一线吃紧，第五战区可能需要人，要不问问李宗仁吧！蒋介石同意了。
李宗仁接到电话后，大喜过望，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川军。
不仅如此，李宗仁还对孙震、王铭章等川军将领礼遇有加，对川军士兵也毫不轻视，只强调大家要同仇敌忾，以报国家。
这就是王铭章在电报中所说的“知遇”。
02
滕县保卫战，是台儿庄战役的一部分，而台儿庄战役，又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。
徐州会战，国军最后还是输了，但台儿庄大捷，却在抗战史上书写下最振奋人心的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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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这场以弱对强的胜仗是如何实现的呢？
毫无疑问，中国军人的血性和民族精神是重要原因之一。但还不全面，因为战争既残酷又“艺术”，个体的热血要在集体的组织下，才能被充分发挥。
纵观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，国军打了不少败仗，而且经常是在同一类问题上反复“翻船”。
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了，都说“失败乃成功之母”，那为什么国军就没能总结出经验教训呢？
其实，总结出问题所在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改变。而有些问题，近乎无解。
比如，蒋介石的军事能力和战略格局有限，还喜欢越级指挥，这咋改？谁敢提出换领袖？即便蒋介石自己有勇气否定自己，他也没勇气放权，这是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决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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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比如，解放战争中的国军不得人心，同样很难改，这不是简单地约束一下军纪就能改头换面的。国军保护的就是大资产阶级和买办集团的利益，注定了它成为不了人民的军队。要实现这一点，就只有投诚或起义了。
但有些问题还是能改的，比如国军的“老毛病”：各自为政和拥兵自保。所以，一旦国军内部出现了难得的团结一致，打胜仗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。
在许多影视剧中，蒋介石都会喊“精诚团结”这句口号。但你别说，这句口号还真不是随便喊喊的，因为，如果总结成功经验的话，国军打胜仗的一个共性恰恰就是精诚团结。
可能有人会觉得，打胜仗的原因应该是“不怕死”，战斗意志强。这没错，但底层逻辑还是团结一心，因为一个人不怕死不难，一支部队不怕死也不难，难的是所有作战单位目标一致，不计个人得失。
台儿庄大捷的关键要素之一，便是“精诚团结”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真的非常难得。
所以，王铭章并不“孤独”。
03
徐州会战的背景，是中日两军对津浦路的争夺，这条铁路线正位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。
津浦路的位置见下图，这张图在杜衡记中出现过好几次了，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一大部分战役都和这几条铁路线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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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沦陷后，国民政府西迁到了武汉，蒋介石下达给第五战区的命令是：诱敌主力于津浦路方面，以延迟敌军溯江西上。
日军方面，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激进，一种保守。
激进的方案就是从南京直接西进，沿长江进犯武汉。
而保守的方案，首先是华北日军南下，与北上的华中日军在徐州会合，再沿陇海线西进，最后沿平汉线南下武汉。
这个方案虽然保守，但也更稳妥，而且当时日本军部内有一股主张不扩大战争的势力，所以最终选定了这个方案。这样一来，徐州就成为了战局焦点。
李宗仁的第五战区，可以说是个“大杂烩”，由桂军、川军、西北军、原东北军等各路“杂牌军”组成。虽然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也参加了台儿庄战役，但他一开始并不属于第五战区，而是军委会直辖兵团。
徐州会战如此重要，蒋介石为什么不多安排点国军嫡系上阵呢？这次还真的不是蒋介石耍心眼，实在是因为淞沪会战打得国军精锐元气大伤，嫡系兵力捉襟见肘。
毫无疑问，国军在这场会战中是不被看好的一方。日军刚刚攻占上海和南京，士气正盛，而国军却是“拼拼凑凑”的二流部队。
李宗仁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出人意料，但至关重要的决定：把桂军嫡系的第31军顶到了防线最前沿。
04
奉命在淮河阻击日军北上的国军主力，是桂系的第31军，和于学忠的第51军。
第31军一部被安排在了淮海南岸，等于是“背水一战”，而另一部和第51军一起在北岸布防。
李宗仁深知，要想在装备和士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赢这一仗，唯一的机会就是国军的战斗意志。所以他在会战之初就把自己的第31军投入了进去，而第51军，恰是看到日本人就眼红的原东北军。
第31军不辱使命，负责在淮河南岸牵制敌人的部队，在新四军的配合下与日军缠斗了一个月有余，终因寡不敌众而撤了下来。
北岸的第51军，在日军的强渡攻势下伤亡惨重，但依然死守不退，于学忠和几位师长、旅长都上了前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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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急时刻，从宿县赶来的援军到了：第59军，军长张自忠。
张自忠原是宋哲元第29军（西北军）中的师长，并被宋保荐为北平市市长。七七事变后，宋哲元应对失当，寄希望于妥协和谈，结果贻误了战机。被宋派去和日本人和谈的，除了有陈觉生、齐燮元等亲日分子，还有就是张自忠。
平津地区沦陷后，张自忠逃离北平，到南京请罪。当时的舆论认定张自忠是汉奸，一时间群情激愤，呼吁政府从严惩之。
当时李宗仁刚到南京，听闻此事后就约谈了张自忠，紧接着又找了何应钦和蒋介石，最终把张自忠保了下来。
李宗仁保张自忠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相信张自忠是汉奸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张的部队当时还在河南，如果处置不当，反而会把人逼成汉奸。
总之，李宗仁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国难当头之际的全局观，而张自忠，自然也和王铭章一样，感念李的这一份“知遇”。
对于张自忠来说，支援淮河防线，是个既可以报答“知遇”，又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，所以第59军到得很及时，仗打得更是无比顽强。
与此同时，淮河南岸的第31军和新四军乘势猛攻敌人侧翼，日军腹背受敌，无力继续强渡，战局由此转入对峙，华中日军北上受挫。
这一仗表面上看只是平局，但其实意义重大。
如前所述，第五战区是国军的二流部队，而且这个“二流”是比较客气的说法，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，是这样定义的：
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，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。和当时在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，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。
“三四等的货色”，竟挡住了从上海、南京一路势如破竹而来的日军，这对国军的士气是个极大的鼓舞。
南线战局的发展，多少有点出人意料，而北线，同样让人意外，只不过，完全是另一个方向。
05
华北日军要南下加入徐州会战，中间隔了个山东。
山东的国军，是“土皇帝”韩复榘的西北军，同时韩也是第五战区的副司令长官。
南线那边是桂军、西北军、东北军精诚团结，北线这里则是一个反面：保存实力，不战而退。韩复榘在20天里连续弃守黄河天险、济南、泰安、兖州及运河防线。
1938年1月，韩复榘在河南开封被蒋介石诱捕，24日在武汉被枪决。
这事发生在淮河阻击战的一个月前，毫无疑问，对整顿军纪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华北日军一马平川地通过山东后，下一步便是攻取徐州。如下图所示，国军守徐州，就得先守台儿庄，而守台儿庄的两个“支点”，便是滕县和临沂。
守滕县的是王铭章的川军，李宗仁要求他坚守三天，为台儿庄的布防争取时间。最终，王铭章硬是守了四天，力战殉国。
守临沂的，是庞炳勋的西北军。庞炳勋是个年近60的老军阀，各种自保招数可谓烂熟于心，但这一次竟也选择了死守不退。
当初划归到第五战区序列时，庞炳勋名义上是一个军团，但实际上只有五个团。然后，蒋介石为了限制杂牌军，让庞部裁掉一个特务团，只能保留四个团。
庞炳勋找到李宗仁诉苦，李宗仁二话没说，同意他保留五个团，不仅如此，还拨了一批武器弹药给庞炳勋。
李宗仁的“仁”，韩复榘的“死”，以及中国军人被激发出来的“血性”，共同促使庞炳勋这个“不倒翁”不再摇摆，死死地“钉”在了临沂。
攻打临沂的是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，装备精良，火炮众多，还有飞机助战。庞炳勋部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损失惨重，但国军坚守了三天仍毫无退意，一付打光家底也在所不惜的架势。
危急时刻，援军再一次及时赶到，仍是张自忠。三天的路程，他只花了一天一夜。
第59军的出现，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，庞炳勋也适时地发起了反攻，两支西北军齐心协力，激战数日，共歼灭日军3000余人。这场胜利来得很不容易，国军的伤亡也超过了500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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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不容易的是，庞炳勋和张自忠原本是“仇人”。1930年中原大战时，庞炳勋临阵倒戈投靠了蒋介石。当时西北军投蒋的不少，所以这事也算“常态”，但庞炳勋为了纳“投名状”，竟然偷袭了张自忠部，差点没要了张自忠的命。
但李宗仁“知人”，也“知全局”，所以还是派出了张自忠。按李宗仁的说法，“从此庞、张二人竟成莫逆，为抗战过程中一段佳话”。
因为第五战区长官部的指挥失误，临沂保卫战前后打了两次，本文就不展开了。总之，张自忠部战损过半，庞炳勋的家底也几乎被打光，但国军还是艰难地守住了临沂。
美中不足的是，日军第五师团的坂本支队主动退出了临沂战场，在国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顺利抵达了台儿庄地区。
06
坂本支队之所以急于西进，是为了增援孤军深入的第十师团濑谷支队。
濑谷支队从滕县而来，接连攻克临城、枣庄、峄县和韩庄。下面这张战役要图画得很清晰，右边这一路日军是坂本支队，而左边的濑谷支队则在临城兵分两路，一路南下韩庄，一路经枣庄、峄县进攻台儿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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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庄这一路日军是想尝试直捣徐州的，但被关麟征第52军的郑洞国第2师阻挡在了运河北岸。于是濑谷支队的进攻重心转移到了台儿庄。
国军这边赶赴台儿庄驻防的，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。孙连仲部也是西北军，1931年底在宁都起义的第26路军（后改编为红五军团），就是原孙连仲的部队。
第二集团军一共有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，一部分人马接替了关麟征的防务，另一部分则进驻了台儿庄，最先到的是池峰城的第31师，后来又到了第27师。
日军于3月23日清晨提前发起了进攻，总体思路就是想速战速决。因为日军也知道，中国军队正在向台儿庄集结，所以矶谷师团长对濑谷支队的要求就是“果敢的攻势”。
这个战略决定，其实就是矶谷廉介的轻敌思想造成的。如果国军和他想象中一样弱，那他这一招就是闪电奇袭，但如果台儿庄的国军扛住了，那这个决定就会变成孤军冒进，身陷重围。
最后的结果就是，国军扛住了。哪怕四分之三个台儿庄都已落入敌手，国军都没有退。战斗之惨烈，是可想而知的，许多影视剧中都展现过，本文摘录一段日军方面的报告：
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，重叠相枕，力战而死之状，虽为敌人，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。曾使翻译劝其投降，应者绝无。尸山血河，非独日军所特有。
这一仗从3月23日一直打到4月6日，矶谷廉介的“速战速决”彻底破产，汤恩伯的第20军团也在此时终于赶到了。4月7日凌晨，国军发起了反攻，两面夹击，成就了在台儿庄的大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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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纵观这场大捷，鲜明的特征是国军的“死守不退”，但底层逻辑是“精诚团结”。这场战役中有防守，有进攻，有救援，有包抄，任何一个环节“掉链子”都有可能葬送整个战局。
而国军在整个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出的团结一心，李宗仁确实是功不可没的。
如果用夸张一点的手法，可以这样总结：李宗仁把草鞋军、老油条、不倒翁、仇人、汉奸嫌疑犯等等团结在了一起，中国军人的热血被点燃，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的大捷。
07
关于团结的国军能打胜仗这个话题，杜衡记在之前的两篇文章中也提到过。
一篇是《国军的内耗：换个角度看东北解放战争》，举的例子是解放战争中的三战四平。
国军成功地守住了四平，表面上看也是因为陈明仁的“死守不退”。但背后的原因，其实是杜聿明当时已经面临了下台风险，所以他必须打赢这一仗，这在客观上触发了东北国民党军在那一刻的“上下一心”。
同时，杜聿明得到了白崇禧的指点，把原定防守四平的廖耀湘换成了陈明仁。因为廖耀湘是杜聿明的嫡系，不利于当时和杜聿明“有仇”的滇军积极参战。
林彪没能打下四平，除了攻城失利外，也因为打援未果。其实吧，国军坚守城池的战例还是经常发生的，但积极救援的就少很多，三战四平就是难得的一例，连滇军都没有“掉链子”，这就是团结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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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个例子是《薛岳：蒋军中走得最远的“非嫡系”》中的万家岭大捷。
这场大捷某种程度上和台儿庄之战很像，机会同样来自日军因轻敌而导致的孤军深入。
薛岳率领的12个师，也是既有嫡系又有杂牌。但薛岳这员战将在国军中的地位比较特殊，他出身粤系，算是杂牌，但从“围剿”红军时开始，薛岳的身份就是中央军将领。
当客观条件成熟，需要一个人来团结各方力量时，薛岳的身份就有先天优势了。其实李宗仁也是类似的情况，桂军虽为杂牌，但却是国民革命军初创时的“大股东”，历史地位高于其他杂牌军。
等到了薛岳坐镇第九战区时，则又和陈诚组成了一个“黄金搭档”，可以镇得住大部分嫡系和杂牌。第九战区在抗战正面战场上战功最丰，陈、薛组合是原因之一。
再说薛岳的“天炉战法”，其实就是个升级版的“口袋阵”。这个战法的成败要素不在于“想不想得到”，而是“做不做得到”。因为这是个“系统工程”，得有人“托底”，有人诱敌，有人包抄，有人“扎口袋”，只有各部分精诚团结才能“玩得转”。
所以，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不久，薛岳被蒋介石架空，这个“天炉战法”就再没有复现过。
好了，本文就到这里，三个成功战例，都是国军内部精诚团结的结果。
尴尬的是，这三个例子都和蒋介石嫡系的关系不大。国军为啥总是各自为政，难成一体？原因大概就在这里。
参考书籍：
《李宗仁回忆录》